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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我們不得不找些事做，避免閑下來，因為面對自由，我們感到自己茫然、空虛、退化，不能勝任自己的角色。

本文摘自《再度覺醒》，[意] 普里莫·萊維 著，楊晨光 譯，外語教學(xué)與研究出版社，2016年1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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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五年一月初，迫于蘇聯(lián)紅軍的巨大壓力，德軍匆忙疏散西里西亞（Silesian）礦區(qū)。在其他地區(qū)，類似的情況下，德軍會毫不猶豫地縱火或使用武器，摧毀集中營，屠殺其中的囚犯。但在奧斯維辛地區(qū)，他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：德軍高層（似乎是希特勒本人）下令不惜一切代價，回收每個還能干活兒的苦力。因此，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，在極為可怕的條件下，前往布痕瓦爾德（Buchenwald）和毛特豪森（Mauthausen）。而病人則被扔下聽天由命。憑著證據(jù)，人們可以合理地推斷，德軍原本并不想在集中營里留下一個活口。但夜間猛烈的空襲和蘇聯(lián)紅軍的迅速推進迫使他們改變了主意，扔下未完成的任務(wù)而逃之夭夭。

在布納-莫諾維茨（Buna-Monowitz）集中營的病區(qū)里，留下了八百名囚犯，其中大約五百人在蘇軍到來前死于疾病、寒冷和饑餓。在接下來的日子里，即使得到了蘇軍的救助，仍有兩百人陸續(xù)死亡。

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，中午時分，我們第一次見到了紅軍巡邏隊。我和查爾斯最先看到他們——我們正把索莫奇的尸體搬往亂葬坑。他是我們死去的第一位室友。我們把擔(dān)架傾覆在骯臟的積雪中，因為亂葬坑里早已堆滿了死人，而附近再沒有其他墓坑。查爾斯摘下他的貝雷帽，作為對活人和死人的致敬。

四名馬背上的年輕士兵，沿著作為營區(qū)邊界標志的道路而來。他們小心翼翼地端著沖鋒槍，駐足于鐵絲網(wǎng)邊，向里張望，相互偶爾說上幾句話，把陌生而尷尬的目光投向雜亂的尸體、破敗的營房和我們這幾個還活著的人。

在灰色的雪地與天空之間，在預(yù)示著消融的潮濕烈風(fēng)之中，巋然高踞于駿馬之上的士兵，在我們眼中，顯得極為具體而真實。

可以說，我們就像流星，在充滿死亡的虛無中游蕩了十天，終于觸到它那堅實的中央，一顆聚凝的核心。四個人，全副武裝，卻并非我們的敵人——四名和平的信使。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們粗糙而孩子氣的臉。他們不向我們打招呼，也不微笑。似乎不僅是同情，還有難以言表的局促，壓抑著他們的心靈，封閉著他們的雙唇，讓他們的眼睛久久不能離開這殯葬般的場景。這是我們所熟知的羞恥——每次篩選[指挑選送進毒氣室的犯人�！�—譯者注（本書注釋除特別標注外，均為譯者注）]之后，每次我們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種暴行之后，這份羞恥就會吞沒我們。德國人并不了解這種羞恥，只有正義之人見證了他人的罪行時才體會得到。它是一種罪惡感——這樣的罪行竟然存在，這樣的罪行竟然無法挽回地發(fā)生在這個現(xiàn)實的世界中；而目睹了這樁罪行的人們，他們追求正義的意愿被證明是如此軟弱或徒勞，他們面對這罪行卻束手無策。

所以，即使當自由的鐘聲莊嚴而沉悶地敲響時，我們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悅，還充滿了痛苦的羞恥。這痛苦如此深切，竟使我們妄想洗去記憶與意識中的污穢。這痛苦如此強烈，因為我們感到這罪行原本永不該發(fā)生。但現(xiàn)在，哪怕最美好的善良，最純潔的心靈也無法抹掉我們的過去。這傷疤、這暴行，將永存于我們的靈魂深處，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記憶里，永存于暴行發(fā)生的地方，永存于我們對這暴行的控訴中。這是我們這一代人以及猶太民族的可怕特權(quán)，因為沒有人比我們更了解這罪行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場蔓延的瘟疫，無法治愈。以為人類的正義能夠蕩滌這罪行是愚蠢的。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惡之泉；它摧毀軀體，也摧毀軀體中的靈魂——它扼殺人們的良知，讓人們變得卑鄙無恥；它是報應(yīng)在壓迫者頭上的恥辱；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；它有一千張面孔，或為復(fù)仇的渴望，或為道德的妥協(xié)，或為對信仰的背棄，或為對人生的厭倦，或為對權(quán)利的拋棄，麇集于眾人之間，而全然不顧人類追求正義的意愿。

在那昏昏沉沉的歲月，在我們獲得解放的喜悅之余，大多數(shù)人感到，這痛苦與羞恥不過是致命的疲勞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擊。因此，很少有人去歡迎我們的拯救者，很少有人去感謝上帝。當一些人開始拆除鐵絲網(wǎng)的時候，我和查爾斯仍然站在堆滿一層層蒼白尸體的墓坑邊。隨后，我們拖著空擔(dān)架，回去向我們的獄友報告這個消息。

那天沒發(fā)生任何其他事。這倒不讓我們驚訝，我們早就習(xí)慣了這種日子。在我們的牢房里，老泰爾馬上占據(jù)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鋪，這讓我的兩個法國獄友厭惡不已。

據(jù)我所知，泰爾，是一個“紅三角”，一名德國政治犯，這集中營里的“老資格”。所以，他理所當然成了集中營里的一名貴族。他不用干活兒（至少在最后一年里），可以收到從家里寄來的食物和衣服。出于這些原因，在病房中很少能夠看見德國“政治犯”。不過，他們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種特權(quán)：最重要的是不用參加篩選。解放時，泰爾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，逃走的黨衛(wèi)軍任命他為第二十區(qū)的頭子。在這個區(qū)里，除了我們這個住滿高傳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，還有肺結(jié)核和痢疾病房。

作為一名德國人，他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靠不住的任命。在黨衛(wèi)軍離開和紅軍到達之間的十天里，在每個人都經(jīng)受著饑餓、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時，泰爾卻勤勉地視察他的新封地，檢查地板和碗的狀況，檢查毯子的數(shù)量（每人一張，不管死人還是活人）。有一次檢查我們病房時，他甚至表揚了亞瑟所保持的秩序和衛(wèi)生。亞瑟聽不懂德語，更聽不懂泰爾的撒克遜方言，回敬他說“vieuxdégoutant”（法：老混蛋）和“putaindeboche”（法：他媽的德國人）。盡管如此，從那天起，泰爾開始公然濫用他的職權(quán)，每天傍晚都到我們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間里的馬桶。這是整個營區(qū)唯一靠近火爐并定期清潔的馬桶。

直到解放前，老泰爾一直是一個異類，也因此成為一個敵人。而且，他是一個掌握權(quán)力的人，所以是一個危險的敵人。對于像我這樣的人，也就是集中營里大多數(shù)人來說，這兩者之間并沒有其他區(qū)別——在集中營度過的這漫長的一年中，我既沒有好奇心，也沒有機會去了解集中營復(fù)雜的等級體系。各種權(quán)力組成的陰暗大廈完全凌駕于我們頭上，而我們的目光則被迫朝向大地。然而，泰爾，這位在黨內(nèi)外上百次斗爭中變得堅強、在十年殘酷而麻木的集中營生涯中變得僵化的老戰(zhàn)士，卻陪伴我度過了解放后的第一個夜晚。

整整一天，我們都忙著談?wù)撨@件事，這不僅因為我們覺得它代表著我們?nèi)松�中的一個關(guān)鍵轉(zhuǎn)折點，也因為大概在潛意識中，我們不得不找些事做，避免閑下來，因為面對自由，我們感到自己茫然、空虛、退化，不能勝任自己的角色。

入夜，病友們都睡著了。查爾斯和亞瑟也墜入了單純的夢鄉(xiāng)，因為他們來到集中營才一個月，還沒有沾染它的毒素。而我自己，盡管筋疲力盡，卻正因為疲勞和疾病而無法入睡。我四肢酸痛，血管在腦袋里劇烈地搏動著。我感到自己發(fā)著高燒。但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，正是這個時刻，各種威脅似乎都消散了，恢復(fù)人生的希望不再瘋狂。然而，仿佛決堤似的，全新卻更劇烈的痛苦壓倒了我。之前，其他更緊迫的痛苦——被投入集中營的痛苦、遠離家園的痛苦、失去朋友的痛苦、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邊死者枕藉的痛苦——掩蓋了這全新的痛苦，將它排擠到我的意識邊緣。

在布納集中營度過的這一年中，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，但我從未直面過具體的死亡。此時此刻，死亡那骯臟的氣息離我只一步之遙，它在窗戶外面，在旁邊的床鋪上，在我的血管里。因此，我處于一種病態(tài)的半清醒狀態(tài)，心中滿是陰郁的念頭。

但很快我意識到還有人醒著。熟睡的人們那沉重的呼吸聲，不時被淹沒在一陣陣粗啞而不規(guī)律的喘息聲、咳嗽聲、呻吟聲和壓抑的嘆息聲中。泰爾在哭泣，流淌著一個老人那執(zhí)拗而不知羞恥的眼淚，就像老人的裸體一樣讓人難以忍受。他也許看到我在黑暗中翻來覆去；而且，直到那一天，他和我雖出于不同的原因，卻同樣尋求的孤獨，一定也讓他此刻備受煎熬，因為在午夜時分，他問我：“你還醒著嗎？”他沒等我回答，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邊，也沒請求我的允許，便坐在了我的身邊。

相互理解并不容易，不僅因為語言上的障礙，也因為在那長夜中壓負著我們的思緒是沉重、驚人而可怖的，但最重要的是，這思緒讓我們困惑。我告訴他，我在思念家鄉(xiāng)，而他在停止哭泣后，嘟囔著：“十年，十年了�！痹谑�年的沉默之后，他以低啞、可笑卻莊嚴的聲音唱起了《國際歌》。這歌聲讓我感到五味雜陳，既茫然，又感動。

《再度覺醒》，[意] 普里莫·萊維 著，楊晨光 譯，外語教學(xué)與研究出版社，2016年1月

《再度覺醒》圖書簡介

一九四五年，普里莫·萊維與另一些奧斯維辛幸存者死里逃生，從集中營開始返鄉(xiāng)之旅。在返回意大利途中，他們經(jīng)歷了一段奇妙而坎坷的旅程，途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：出生在集中營的無名幼童，精明獨立的希臘人，輕快活潑的烏克蘭姑娘，向意大利人尋求庇護的德國軍妓……每一個劫后余生者都背負著不同的故事，要去往不同的地方，每一個人都依靠生之意志堅強地活著。

對萊維而言，這是一段絕無僅有的休戰(zhàn)期：不僅指外部世界的休戰(zhàn)，也是經(jīng)歷了奧斯維辛摧殘之后，試圖重返光明、重建秩序之前的過渡階段。這本原名為“終戰(zhàn)”的記憶之書，載滿了死亡、流離與痛苦，也記錄了信仰、希望與勇氣。